听书《文心雕龙》09 颂赞第九
作者：刘勰 演播：白云出岫
四始之至，颂居其极。颂者，容也，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昔帝喾之世，咸墨为颂，以歌《九韶》。自商以下，文理允备。夫化偃一国谓之风，风正四方谓之雅，容告神明谓之颂。风雅序人，事兼变正；颂主告神，义必纯美。鲁国以公旦次编，商人以前王追录，斯乃宗庙之正歌，非宴飨之常咏也。《时迈》一篇，周公所制，哲人之颂，规式存焉。夫民各有心，勿壅惟口。晋舆之称原田，鲁民之刺裘鞸，直言不咏，短辞以讽，丘明子顺，并谓为诵，斯则野诵之变体，浸被乎人事矣。及三闾《橘颂》，情采芬芳，比类寓意，乃覃及细物矣。
至于秦政刻文，爰颂其德。汉之惠景，亦有述容。沿世并作，相继于时矣。若夫子云之表充国，孟坚之序戴侯，武仲之美显宗，史岑之述熹后，或拟《清庙》，或范《駉》、《那》，虽浅深不同，详略各异，其褒德显容，典章一也。至于班傅之《北征》、《西征》，变为序引，岂不褒过而谬体哉！马融之《广成》、《上林》，雅而似赋，何弄文而失质乎！又崔瑗《文学》，蔡邕《樊渠》，并致美于序，而简约乎篇。挚虞品藻，颇为精核。至云杂以风雅，而不变旨趣，徒张虚论，有似黄白之伪说矣。及魏晋杂颂，鲜有出辙。陈思所缀，以《皇子》为标；陆机积篇，惟《功臣》最显。其褒贬杂居，固末代之讹体也。
原夫颂惟典懿，辞必清铄，敷写似赋，而不入华侈之区；敬慎如铭，而异乎规戒之域；揄扬以发藻，汪洋以树义，虽纤巧曲致，与情而变，其大体所底，如斯而已。
赞者，明也，助也。昔虞舜之祀，乐正重赞，盖唱发之辞也。及益赞于禹，伊陟赞于巫咸，并扬言以明事，嗟叹以助辞也。故汉置鸿胪，以唱言为赞，即古之遗语也。至相如属笔，始赞荆轲。及迁《史》固《书》，托赞褒贬，约文以总录，颂体以论辞；又纪传后评，亦同其名。而仲治《流别》，谬称为述，失之远矣。及景纯注《雅》，动植必赞，义兼美恶，亦犹颂之变耳。
然本其为义，事在奖叹，所以古来篇体，促而不广，必结言于四字之句，盘桓乎数韵之词。约举以尽情，昭灼以送文，此其体也。发源虽远，而致用盖寡，大抵所归，其颂家之细条乎！
赞曰∶
容体底颂，勋业垂赞。镂影攡声，文理有烂。
年积愈远，音徽如旦。降及品物，炫辞作玩。
译文：
风、大雅、小雅、颂是极好的，颂它又是最好的。颂是容貌，用来赞美大的德行，借舞蹈的容貌来表达。从前帝喾的时代，咸墨作颂来歌唱《九韶》。从《商颂》以来，颂的文辞和意思是完备了。简爱欧化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诗叫作“风”，影响到端正天下风俗的诗叫作“雅”，用容貌舞蹈来禀告神道的诗叫作“颂“。”风“和”雅“叙述人事，人事兼有正确的和变乱的；”颂“以禀告神道为主，含义一定要纯正美好。鲁国因周公旦的功勋按次序编成《鲁颂》，商朝人因追念先王记下《商颂》，这是用在宗庙理的雅正乐歌，不是宴会上经常唱的歌咏。《周颂》中的《时迈》这一篇，周公创作，圣人的颂，保存着作颂的规范。百姓各有各的想法，不要禁止他们言说，晋国众人赞美田野，鲁国百姓讽刺穿着鹿裘和祭服的，直率地说出，不是歌咏，用简短的话来讽喻，左丘明和子顺，都称作颂，这是民间的颂，是颂的变体，渐渐影响到人事上去了。到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作《橘颂》情感和文采都很美好，用类似的物作比，寄托自己的情意，颂又推广到细小的物品上了。
至于秦始皇刻石，于是称颂他的功德。汉朝的惠帝景帝，也有描状容貌的歌舞，沿袭下来，都有创作，一代代继续不断了。像杨雄赞美赵充国的《赵充国颂》，班固称述窦融的《安丰戴侯颂》，有的仿照《周颂·清庙》有的效法《鲁颂·駉》和《商颂·那》，虽然或浅或深不同，或详略不一，它的赞美功德，显示舞容、典雅法则是一致的。到了班固的《北征颂》、傅毅的《西征颂》，变成铺叙，难道不是赞美过头变成破坏体制了吗？马融的》广成颂》《上林颂》，要求典雅却写得像赋，为什么玩弄文采却失去它的本质呢？又崔瑗的《南阳文学颂》，蔡邕的《京兆樊惠渠颂》，都是吧序文写得美好，却把颂写得简单。挚虞在《文章流别论》里对颂的评价，大都是精确的，至于说到其中夹杂着风雅，却不改变歌颂的旨趣，徒然发挥空论，好像黄铜白锡混杂着可以铸剑的胡说了。到了魏晋驳杂的颂，很少有离开写作规范的，曹植所作，以《皇太子生颂》作标志，陆机积起来的篇章，以《汉高祖功臣颂》最著名，其中赞美的和贬斥的混杂在一起，实在是乱世的不正确的体制了。
“颂”的创作，内容要典雅，辞藻要华美。描写虽然近似赋，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；严肃庄重有如“铭”，但又和“铭”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。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，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。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，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变通。颂的写作，大致就是这样了。
“赞”的意思就是说明，就是辅助。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，很重视乐官的赞辞，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。至于益帮助禹的话，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，都是讲明事情，用语气帮助言辞。所以，汉代设置鸿胪官，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“赞”：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“赞”。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，才在《荆轲论》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。后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班固的《汉书》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：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，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；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最后，又各有一篇《太史公自序》和《叙传》作一总评，它和“赞”的名称是相同的。可是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，却把这种“赞”误称为“述”，那就差得很远了。后来郭璞注《尔雅》，在《尔雅图赞》中，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“赞”，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。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，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。
“赞”原本的意义是人对事物的嘉奖，所以古代流传下来的“赞”篇幅很小，文体上必须由四言的句子构成，大约有十到二十句，需要作者极其简明地讲完并终结全文。“赞”这一文体的写作要点就在于此。“赞”虽然传承久远，但使用并不广泛，从大致分类而言，它可以算作“颂”的一个支派。
总结：
形容美德写成颂，赞扬功业写成赞；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，使文辞清晰而鲜明。
这样的颂或赞，虽然年代久远，它的美好却像清晨一样美丽。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，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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